（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

改革開放40年，伴隨我國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保護事業不斷發展壯大，中國環保產業從無到有，產業體系不斷完善，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水平不斷提升，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供了重要、有效的物質和技術支撐。在美麗中國建設目標下，未來的環保產業將擔負起服務生態文明建設，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產業經濟綠色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使命，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征程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基礎性、保障性作用。

本文從改革開放40年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歷程中，擷取若干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性節點，依此梳理環保產業的發展脈絡，既是對過去的總結，更是為從中汲取未來前行的力量，以此紀念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一、環保產業隨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的召開應運而生

1972年6月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后，環境問題引起了我國高層決策者的重視。1973年8月，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提出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環境保護工作32字方針，頒布了我國第一個環境保護文件—《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由此，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始起步。1973年11月，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建委、衛生部聯合批準頒布了我國第一個環境標準—《工業“三廢”排放試行標準》，為開展“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據。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對環境保護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明確提出保護環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79年9月，五屆人大十一次常委會通過新中國的第一部環境保護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開始走上法制化軌道。隨后，《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專門性法律和標準陸續頒布，環境保護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

1983年，全國第二次環境保護會議將環境保護確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和“強化環境管理”三大環境保護政策。1986-1990年，首個環境保護五年規劃《“七五”時期國家環境保護計劃》頒布實施，以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和工業污染防治為重點，提出了環境容量約束與污染物總量控制的要求。

在法規、政策的引導下，各地區、各行業在工業污染治理、“三廢”綜合利用、城市消煙除塵等工作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研發、設計、制造環保設備和“三廢”綜合利用的機構。與此同時，隨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一些村辦、鄉辦企業自發地投入到環保設備的加工制造中來。我國環保產業的發源地——江蘇宜興高塍鎮，就是從一個村辦企業加工水處理填料為起點，一步步發展成為國內著名的環保設備生產制造基地。這一時期，適應環保工作和市場經濟的需要，在尚無計劃指導、政策扶持和管理的環境中，環保產業處于自發、無序的萌芽發展狀態。

20世紀80年代初期，環保部門意識到發展環保工業的必要性，開始籌備成立環保行業的社會組織。1984年11月，經國家經濟委員會批準，中國環境保護工業協會正式成立。當時全國已有近千余家環保設備生產廠家，他們作為中國環保工業的先驅，被初步組織起來，自覺地為環保事業和經濟建設服務。1989年國家環境保護局發文組織開展的第一次全國環保工業調查（中國環境保護工業協會提供技術支持）結果顯示，1988年，全國從事環保產品生產的企業1928個，實現工業銷售產值38億元，銷售利潤8.3億元。產業內容以治理設備的加工制造為主，產品主要集中在“三廢”的末端治理和綜合利用。

1988年6月22日，時任國務委員、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宋健首次提出發展環保產業的問題。“環保產業”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引起了社會各方的關注。

二、國務院《關于積極發展環境保護產業的若干意見》為環保產業發展指引了方向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進入第一輪重化工業時代，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生活型污染加劇，環境污染的結構型、復合型和壓縮型特征開始顯現形成。伴隨經濟粗放式快速推進，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總體呈加劇趨勢，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凸顯，一些地區流域、區域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制約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甚至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

在這一階段，國家提出抓重點流域區域，以重點帶全面的污染防治工作思路。1995年8月，國務院頒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規—《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明確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標。1996年開始實施《中國跨世紀綠色工程規劃》，對流域性水污染、區域性大氣污染實施分期綜合治理。先后確定了“九五”期間全國污染防治的重點地區，即“三河”（淮河、遼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兩控區”（二氧化硫控制區和酸雨控制區）、“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同時提出了“一控雙達標”的環保工作思路，即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工業污染源排放污染物要達到國家或地方規定的標準；直轄市及省會城市、經濟特區城市、沿海開放城市和重點旅游城市的環境空氣、地面水環境質量，按功能分區分別達到國家有關標準。

20世紀90年代，我國污染治理從以末端治理為主向關注全過程控制轉變，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得到快速發展。1993年10月第二次全國工業污染防治工作會議提出,我國工業污染防治要從側重于污染的末端治理逐步轉變為工業生產全過程控制。1997年國家環境保護局發布了《關于推行清潔生產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環保部門將清潔生產納入已有環境管理政策。2002年6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清潔生產促進法》。此外，通過綜合運用環保規劃、推行ISO 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強化環境影響評價，逐步建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等手段，環境管理全過程控制不斷得到完善和加強。

這一時期，國家加大了環境保護的投資力度。“九五”期間，我國環保投入達3600億元，為“八五”時期的1.8倍，1999年我國環境保護投入首次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1998-2000年，中央財政增發國債資金，加大了城市環境保護投資力度，共安排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三河三湖”污染治理、北京市環境綜合整治、環保設備國產化等項目543個，總投資1622億元。其中利用國債460億元，帶動了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工業廢水處理、煙氣除塵、脫硫的技術裝備研發、設計、制造，以及工程建設施工企業的快速發展，推進了環保技術裝備的國產化。國家環境保護局于1991年開始開展國家環境保護實用技術的篩選與推廣，于1996年啟動開展環保產品的認定工作，對于促進環保技術的開發應用、提升環保產品質量和技術水平、規范市場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為支持和推動環保產業發展，1989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中，把發展環保產業列入優先發展的領域。199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關于積極發展環境保護產業的若干意見》，這是我國首份從國家層面推動發展環保產業的綱領性政策文件。《意見》首次對環保產業進行了界定：“環境保護產業是國民經濟中以防治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為目的所進行的技術開發、產品生產、商業流通、資源利用、信息服務、工程承包等活動的總稱，主要包括環保機械設備制造、自然保護開發經營、環境工程建設、環境保護服務等方面”。《意見》確定了發展環保產業的指導方針，提出“發展環保產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進步”、整頓環保產業的生產流通秩序、堅持對外開放、培養專業人才等十個方面的意見。作為首份環保產業的綱領性文件，《意見》的發布為環保產業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在環保產業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1992年，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將發展環保產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1992年4月，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委托國家環境保護局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產業工作會議，會議確定了發展環保產業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方向。為了展示中國環保產業的發展成果與水平，會議同期舉辦了第一屆全國環保產業展覽會，即“中國國際環保展覽會”（簡稱為CIEPEC的前身），在當時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為適應國家環境保護事業的需要，促進環保產業發展，1992年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的改建工作啟動。1993年3月5日，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成立大會隆重召開，中國環境保護工業協會正式更名改建為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會議成立了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第一屆理事會，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宋健任名譽會長，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任會長，協會的業務主管部門為國家環境保護局。

為全面掌握環保產業的發展狀況，國家環境保護局聯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統計局等部門分別于1994年、2001年組織開展了全國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基本情況調查。自此，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承擔了歷次全國環保產業調查實施的全部技術支持工作。調查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投資、規劃帶動和政策的引導下，環保產業發展進入了快速擴張階段。產業范疇由以末端治理的設備制造為主，擴展到覆蓋環保產品、環境服務、清潔技術產品、資源循環利用四大領域。1993-2000年的7年間，全國環保產業的從業單位數量由8651家增長到18144家，從業人員由188.2萬人增長到317.6萬人，營業收入總額由311.5億元增長到1689.9億元，年均增長約27%，利潤總額由40.9億元增長到166.7億元，年均增長約22%。一批擁有先進實用技術，具有產品研發、設計、加工制造和工程建設能力的優秀環保企業涌現出來，迅速發展壯大。20世紀90年代末，凱迪電力、龍凈環保、遠達環保、菲達環保等環保企業相繼上市，成為第一批進入資本市場的環保企業。

三、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加快了環保產業市場化進程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為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化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1994年，國家計劃委員會啟動了BOT項目試點。隨后，各地政府陸續推出一些BOT項目，涉及電力、自來水、污水、燃氣等領域。1997年鵬鷂環保投資建設的吉林公主嶺污水處理廠，1999年北京桑德環境技術發展公司（桑德集團有限公司前身）投資承建的北京肖家河污水處理廠，成為第一批采取BOT方式引入民間投資進行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

為了提高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管理水平，規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市場秩序，1999 年3 月26 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頒布《環境保護設施運營資質認可管理辦法（試行）》，2004年，該辦法修改更名為《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許可管理辦法》。辦法規定：從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的單位，應申請獲得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并按照資質證書的規定從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活動，未獲得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的單位，不得從事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活動。《辦法》于2012年進行了修訂。2014年3月，環境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被國務院列為取消的行政許可事項。污染治理設施運營資質許可制度實施的15年間，全國污染治理設施運營專業化、市場化、社會化取得了積極進展，環保設施穩定運行率、排放達標率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加強了對環保設施的監管，對于污染減排和引導、規范運營服務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動了以第三方治理為代表的環保服務業的發展。

2002年，黨的十六大指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2002-2005年，建設部先后印發《關于加快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關于加強市政公用事業監管的意見》。三大規范性文件的出臺，拉開了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改革的大幕。與此同時，城市供水價格改革啟動，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開始實施。巨大的市場潛力、穩定的投資回報，激發了社會資本投資環境公用事業的積極性， BOT（建設-運營-移交）、TOT（轉讓-運營-移交）、BOO（建設-運營-擁有）等模式的實踐日益廣泛。

2001年1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印發《環保產業發展“十五”規劃》，這是我國環保產業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規劃提出“積極探索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多元化的環保產業投融資機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融資方式多元化，盡快形成政府、企業、社會相結合的多元化投資格局。盡快建立城市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的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運行機制。”

在此背景下，以特許經營為核心的環保產業市場化改革在水務、市政污水、垃圾處理領域率先實施。深圳市水務局于2001年12月將污水處理廠及排水管網30多億元資產整體并入自來水集團公司，組建了我國首家資產達60億元的大型城市水務集團，并進行了產權結構改制，實現了供排水一體化經營。北京排水集團在完成與政府資產等的剝離后，開始以效率和管理為核心向外地進行運營管理的輸出，成為行業高效運行管理的引領企業。以桑德為代表的一批民營環保企業抓住市場化改革的機遇，積極參與環境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運營，逐步發展成為行業龍頭企業。

隨著中國環保產業市場化程度的逐漸提高和收費價格體系的逐步理順，中國環保產業的競爭環境逐步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同，威立雅、蘇伊士、德國萊茵等大型國際環境集團紛紛進入中國環保市場。在外資進入的同時，國外企業先進的技術、管理和經營理念也一并引入進來，對我國環保技術進步、提升運營服務效率和質量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市政公用市場化改革對環保產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是形成了巨大的城市污水處理、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市場，帶動了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技術裝備的進步；二是促進了以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為核心的環境服務業的發展，推動了環保產業由以環保設備加工制造為主向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營服務升級；三是通過開放市場，引導社會資金、外國資本參與環境治理，提高了污染治理效率，初步建立起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行業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四是助力一批具有綜合競爭力的民營環保企業快速成長。

全國環保產業調查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環保產業從業單位11623家，從業人員159萬人，營業收入總額達4572.1億元，利潤總額393.9億元。2000-2004年，污染治理行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速約15%，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增速高達25%，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在產業營業收入總額中的占比由31%提升到44%。這一時期，已經形成了品種較為齊全的環境保護產品體系，覆蓋水污染治理、空氣污染治理、固體廢物處理處置、噪聲與振動控制、放射性與電磁污染防護設備，藥劑材料、環境監測儀器等，具有了一定的生產配套能力，但核心產品的技術水平和可靠性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環境服務業發展速度加快，形成了以環境工程建設和污染治理設施運營服務為主，環境咨詢服務、環境監測服務起步發展的格局。

四、污染物總量控制制度帶動了污染治理及監測技術裝備產業市場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以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約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環境保護面臨嚴峻的挑戰。黨的十七大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環境保護工作進入了以保護環境優化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2006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間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即到2010年，化學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分別比2005年下降10％。2007年5月，國務院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十一五”期間的減排任務。《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10年，所有城市都要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城市污水處理率不低于70%，重點抓好國控重點企業的廢水達標和總量削減；實施燃煤電廠脫硫工程，超過國家二氧化硫排放標準或總量要求的燃煤電廠必須安裝煙氣脫硫設施。提出建設先進的環境監測預警體系，建設重點污染源監督性監測和自動監測系統，重點實施10項環境保護工程等。“十一五”期間，國家環境保護投資力度進一步加大，環境投資總額達8838億元，為“九五”時期的2.33倍，占GDP的比例達到1.28%。

COD、SO2兩項污染物總量減排約束性指標的確定，極大地釋放了水污染治理和大氣污染治理的市場空間，促進了城市污水和工業廢水治理、火電廠煙氣脫硫、鋼鐵燒結機煙氣脫硫、自動在線環境監測儀器設備等的技術研發和工程應用，也帶動了污染治理設施運營服務業迅猛發展。“十一五”末，全國火電脫硫機組裝機容量比例從2005年的12%提高到82.6%，建成的脫硫機組是“十一五”初期的10倍；城市污水處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77%以上，建成的污水處理廠是“十一五”初期的2倍。活性污泥法污水處理、石灰石/石灰-石膏濕法脫硫、SCR煙氣脫硝、CEMS煙氣自動監控系統等一批先進的污染治理技術和工藝裝備逐步實現國產化。

在此背景下，一批具有技術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力的環保企業迅速成長，上市環保企業數量逐年增多。“十一五”后期至“十二五”初期（2009-2011年），環保上市公司數量呈現出爆發式增長，首創股份、碧水源、科林環保、格林美、永清環保、盛運環保、先河環保、聚光科技、鐵漢生態等近30家環保企業陸續上市。一些企業開始走出國門，2009年，桑德中標沙特阿拉伯第九污水處理廠升級改造項目，合同總金額達7億元人民幣；2010年，龍凈環保承接印尼加里曼丹電廠總包項目，總合同額11.3億元人民幣；2015年，菲達環保與印度蘭科基建技術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約定向其提供多套66萬千瓦機組超臨界電除塵器，2017年雙方簽訂合同金額達7.17億元人民幣。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環保企業進軍國際市場、參與到全球環境治理中。

“十二五”以來，污染減排的要求不斷升級。《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中污染減排的約束性指標增加到4個，新增了氨氮、氮氧化物（NOx）兩個指標。要求到2015年，與2010年相比，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總量分別下降8%，氨氮、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分別下降10%。規劃的實施帶動了縣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城市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脫氮除磷、污泥處理處置、規模化畜禽養殖場污染治理，推動了燃煤電廠、水泥等行業脫硝的快速發展。

伴隨著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我國環境污染格局日趨復雜多樣，傳統與新型環境問題疊加。環境污染的類型由工業污染為主，向工業、城市和農業全方位污染轉型，污染范圍由重點城市、重點地區的局部污染向區域、流域污染擴展。大氣方面，在傳統酸雨污染問題依然突出的情況下，受機動車數量快速增長的影響，城市大氣污染由傳統的單一煤煙型向煤煙、機動車尾氣復合型污染轉變，細顆粒物的污染問題開始凸顯，2013年前后，我國城市霧霾天氣頻發，PM2.5污染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在水方面，水資源、水環境、水生態和水災害問題相互疊加。《“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提出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確定了打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等七項主要任務，提出12項約束性指標。大氣、水兩類環境質量指標首次納入規劃，新增了空氣質量優良天數、PM2.5等8項約束性指標。這標志著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重點與方向的戰略調整，即“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目標由大規模污染物排放量控制轉向環境質量目標控制。

自“十一五”時期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約束性控制以來，經過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主要污染物減排成效明顯。環保產業通過提供實用有效的污染治理工藝技術裝備、治污設施工程建設及運營、監測等服務，在污染減排和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作用。

五、國家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使環保產業發展駛入快車道

2010年10月，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將節能環保產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產業共同確立為國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環保產業”首次寫入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環保產業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2年，國務院頒布《“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提出了環保產業發展的主要思路、目標和任務。

與此同時，《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圍繞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線，全面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境保護新道路。規劃新增了污染物約束性指標的數量，提出重點地區實施特征污染物總量控制、逐步解決區域和城市大氣中細微粒子及臭氧超標等空氣質量問題，以及推進工業污染全防全控，著力解決危險廢物、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危險化學品等環境安全問題。

2012年8月，國務院印發《節能減排“十二五”規劃》，提出主要污染物減排任務，提出推進城鎮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建設，火電和非電行業脫硫脫硝，鋼鐵、水泥、造紙、紡織印染等重點工業行業污染治理，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控制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推進大氣中細顆粒物污染物（PM2.5）治理等工作任務。其后，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相繼出臺，一批重點工程項目陸續推出，環保產業新的市場空間被快速釋放。

國家不斷加大對生態環境治理的投資力度，“十二五”期間，全社會環保投資達4.17萬億元，較“十一五”時期增長了92.8%，年均增長近10%。

在政策、市場、投資的強力驅動下，環保產業步入快速發展的軌道。據第四次全國環保產業調查，2011年全國環保相關產業從業單位23820家，從業人員319.5萬人，營業收入總額達30752.5億元，利潤總額2777.2億元。其中污染治理行業營業收入3700億元，比2004年增長了6.1倍，年均增速近30%。通過自主研發與引進消化，環保技術水平穩步提升，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實用新技術在污染治理工程中得到推廣應用，大型燃煤鍋爐煙氣脫硫裝備實現國產化，水處理設備集成化和藥劑生產水平不斷提高，膜技術應用取得較大進展，城市垃圾處理與資源化技術體系完備，生活垃圾、危險廢物焚燒成套裝置日趨成熟，環境監測技術向多功能、集成化、智能化、網絡化方向發展。環境服務向綜合化、系統化服務升級，涌現出一批技術創新能力較強的骨干企業。

六、最嚴《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頒布助推煙氣治理產業換檔升級

我國《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于1991年首次頒布施行，其后分別于1996年、2003年和2011年進行了三次修訂。2011年第三次修訂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GB13223-2011），被稱為史上最嚴標準。新標準加嚴了火電廠粉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要求燃煤電廠除煙氣脫硫外要進行煙氣脫硝，對重點地區的電廠規定了更加嚴格的特別排放限值，并首次將汞及其化合物作為控制污染物。2014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首次提出“新建燃煤發電機組污染物排放接近燃氣機組排放水平”，由此拉開了中國燃煤電廠“超低排放”的序幕。

排放標準的不斷升級，引導和帶動了我國火電行業煙氣治理技術裝備的快速發展。2003版《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將各時段的燃煤機組全面納入二氧化硫濃度限值控制，促進了石灰石-石膏法脫硫、低氮燃燒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普及。2011版標準實施后，火電廠煙氣治理技術發展進入超低排放階段，國內在引進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的基礎上形成了多種新型高效的脫硫、脫硝、除塵及一體化綜合治理技術工藝。目前我國除塵、脫硫、脫硝等煙氣治理技術及產業化應用已達世界先進水平，為超低排放標準的實施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技術保障。

為調動發電企業安裝治理設施的積極性，國家自2004年開始推行環保電價政策。2007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辦公廳會同國家環保總局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開展煙氣脫硫特許經營試點工作的通知》和《火電廠煙氣脫硫特許經營試點工作方案》，提出選取五大發電集團的20萬千瓦及以上新、擴、改建火力發電機組配套的脫硫設施作為試點對象，由火電廠將國家出臺的脫硫電價、與脫硫相關的優惠政策等形成的收益權以合同形式特許給專業化脫硫公司，由專業化脫硫公司承擔脫硫設施的投資、建設、運行、維護和日常管理，并完成合同規定的脫硫任務。煙氣脫硫特許經營模式，對于提高脫硫工程質量和設施投運率，加快煙氣脫硫技術進步，實現煙氣脫硫產業又好又快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4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環境保護部聯合印發《燃煤發電機組環保電價及環保設施運行監管辦法》，明確對發電企業實施脫硫每千瓦時1.5分錢、脫硝每千瓦時1分錢和除塵每千瓦時0.2分錢的電價加價政策。2015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出臺超低排放電價支持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發電企業給予上網電價補貼（新建機組0.5分，在役機組1分）。環保電價政策的實施，提升了企業進行污染治理的積極性，補貼了企業治理污染的成本，對煤電行業污染物減排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帶動了脫硫脫硝產業的發展。

最嚴格的火電廠排放標準和經濟激勵政策的實施，有效促進了煤電行業的清潔發展，脫硫、脫硝、除塵技術不斷升級，目前我國環保企業已全面掌握了能夠達到超低排放要求的煙氣污染控制核心技術，所有關鍵技術、設備都實現了國產化，整體技術水平處于國際先進，部分領域達到國際領先，煙氣治理產業成功實現了歷史性升級。據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不完全統計，從事煤電煙氣脫硫、脫硝、除塵服務的骨干企業達上百家，從業人員超過15萬，形成了世界上產業規模最大、工程應用和建設規模最大、具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環保產業細分領域。據統計，至2017年底，約7億千瓦的燃煤機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占煤電機組容量的71%。煙氣治理環保行業為火電行業污染減排和綠色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2017年以來，隨著火電廠超低排放市場的逐漸飽和，超低排放已由電力行業迅速向非電行業拓展。至2017年底，鋼鐵行業脫硫燒結機面積達到燒結機總面積的88%以上，水泥行業脫硝水泥熟料產能占總產能的92%以上，平板玻璃行業脫硝平板玻璃生產線占總產能的57%以上。為滿足火電行業超低排放發展形成的煙氣治理環保行業，將繼續為我國非電行業環境保護發揮重要保障作用。

七、PPP、第三方治理模式快速推進助推環保產業轉型升級

2013年7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利用特許經營、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經營性項目建設與運營。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2014年以來，國務院以及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等相關部委先后出臺20余項文件，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建設運營。2015年，地方政府積極跟進，紛紛推出各類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PPP項目，PPP模式在各地全面展開，因此，2015年被稱之為“PPP元年”。2017年7月，財政部、住建部、農業部、環境保護部印發《關于政府參與的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的通知》，要求政府參與的新建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

在政策的強力驅動下，2015年以來，環境領域PPP模式呈現出爆發式發展的態勢，中標項目數量和總投資額大幅增長。截至2018年9月，財政部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管理庫共有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類項目796個，占PPP項目總數的9.6%，項目總投資額8733億元，占PPP項目總投資額的7.1%。

PPP模式的推行，對環保產業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一是市場空間被空前放大，小流域水生態環境、黑臭水體治理、垃圾處理、農村環境治理的市場空間被大量釋放；二是PPP項目的巨大體量促進了環保產業的集約化發展，吸引了大型央企、國企進入環保產業，加速了行業優勢企業對產業鏈上下游和跨領域企業的并購整合。據統計，目前已有超過30%的央企涉足環保產業，2014-2017年行業并購案約400余起，涉及交易金額約達1600億元；三是加速了不同領域環保企業的業務融合和產業鏈上下游的整合，使水處理、廢水治理、水務公司、固廢公司、園林景觀、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等企業通過PPP項目打包融合，協同發展；四是助推了民營企業及環保上市公司的快速發展。

與此同時，PPP模式的推行也對環保產業產生了一些負向作用。一是由于PPP項目體量大，企業大多要靠拼資源、拼資本方能拿到項目。過度依賴融資，致使一些企業失去了對技術進步的追求，環保產業發展活力與創新動力受到影響；二是PPP項目收益期長且收益穩定，面對巨大的市場誘惑，一些企業不顧風險，盲目融資和借貸，形成資金鏈斷裂的隱患；三是PPP項目吸引了大型央企國企進入，對民營環保企業形成擠出效應，也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競爭。

為了完善PPP項目管理工作，糾正PPP模式推廣中不規范的亂象，2017年11月，財政部和國資委先后分別印發《關于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和《關于加強中央企業PPP業務風險管控的通知》，要求規范PPP項目運作，防止PPP異化為新的融資平臺，遏制地方債務風險增長。政策頒布后地方PPP項目審查通過數量大大減少。2017年底以來，在PPP政策調整和地方政府去杠桿的背景下，環保企業對于PPP的態度也由積極變為審慎。2018年上半年，多家民營環保上市公司出現現金流問題而陷入經營困境，民營環保企業參與PPP項目的積極性明顯下降，PPP項目流標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環境領域PPP“野蠻生長”的時代宣告結束，回歸到價值創造和效率提升的軌道上來，規范成長成為PPP模式未來發展的預期。

為推進環保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專業化、產業化和市場化，推動建立排污者付費、第三方治理的治污新機制，不斷提升我國污染治理水平，2014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國辦發〔2014〕69號）提出，要推進環境公用設施投資運營市場化，創新企業第三方治理機制，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場。以環境公用設施、工業園區、電力鋼鐵等重點行業為重點，鼓勵推行環境績效合同服務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支持第三方治理企業加強科技創新、服務創新、商業模式創新。

為落實國務院意見，環境保護部于2017年8月印發了《關于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培育企業污染治理新模式，積極推行環境績效合同服務模式，鼓勵第三方治理單位提供包括環境污染問題診斷、污染治理方案編制、污染物排放監測、環境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運營及維護等活動在內的環境綜合服務。以工業園區等工業集聚區為突破口，鼓勵引入第三方治理單位，對區內企業污水、固體廢棄物等進行一體化集中治理。以《“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確定的造紙、建材等十五個高污染行業為切入點，鼓勵引入第三方治理單位開展專業化污染治理，以多種形式實踐第三方治理模式。隨后，各地及相關行業紛紛響應，在一些工業園區及部分重點行業啟動了第三方治理的示范試點，之后逐步推廣開來。

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行，在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不斷提升治理效率和專業化水平的同時，提升了環保企業的服務能力和質量，培育了一批技術能力強、運營管理水平高、綜合信用好、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環境服務公司，促進了環保產業由以環保裝備制造和工程建設為主向以污染治理設施運營等環境服務為核心的轉型升級，我國環境服務業進入綜合服務發展新階段。

八、進入新時代使環保產業成為生態文明建設和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中堅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保護被擺上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2016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及各項專項規劃全面啟動實施，大氣、水、土壤三大污染防治攻堅戰全面打響。繼2015年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后，《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陸續頒布實施，通過依法治污、嚴格執法，開展環境保護督查，落實“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調動了企業、地方黨委、政府對環境保護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環保產業成為真正的“剛需”。

黨的十九大對生態文明建設做出了進一步的部署安排，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確立了生態環境保護的重點任務。打好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開展七場標志性重大戰役（即打贏藍天保衛戰，打好柴油貨車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渤海綜合治理、長江保護修復、水源地保護、農業農村污染治理）和四個專項行動（即落實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打擊固體廢物及危險廢物非法轉移和傾倒、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達標排放、“綠盾”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中央環保督察深入推進，環境監管力度明顯加強，政策、執法環境極大地推動了環保產業潛在市場向現實市場轉化，有效釋放了環保產業的市場空間。據初步估算，實施七大標志性戰役和土壤污染治理環保投資總需求約為4.3萬億元，投資直接用于購買環保產業的產品和服務約1.7萬億元，間接帶動環保產業增加值約4000億元。

在發展環保產業方面，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綠色發展，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和《“十三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將發展環保產業定位于適應經濟發展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產業結構加速升級的要求，和提升經濟整體的綠色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的重要戰略布局。2016年，環境保護部《關于積極發揮環境保護作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意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部《關于培育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主體的意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辦公廳等聯合印發《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合同（示范文本）》等，對推進環境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鼓勵發展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規范環境治理市場等提出了明確要求。

在規劃、政策及強有力的環境監管的引領和推動下，“十三五”期間，我國環保產業發展取得了顯著的進展。

一是產業結構快速優化，以第三方治理、綜合環境服務、“環境管家”服務為核心的現代環境服務產業體系加速形成。2015年后，環境服務收入超過設備、裝備、產品收入，至2018年環境服務收入在環保產業收入總額中的占比約60%。

二是產業集約化發展加速，形成了一批大型骨干企業集團，成為環保市場的主力軍。據中國環保產業協會調查分析，企業數量占比約11%左右的較大規模環保企業，其環保業務營業收入占比超過80%，營業利潤占比超過90%。

三是環保產業技術創新能力進入國際第一方陣，步入以自主創新和集成創新為主的新階段。有關研究表明，2008年以來我國環保技術相關發明專利的數量已超過日本、美國等國家，世界排名第一。近10年全球環境領域發明專利申請量中，有44%來自中國。

四是保持了較高的發展增速，行業發展態勢良好。2015-2018年，環保產業營業收入年均增速約達16%，遠高于同期國民經濟的增長幅度。2018年，污染防治領域（環保設備制造和環境服務業）營業收入約1.5萬億元，較上年增長約11.1%。2017年下半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和市場流動性短缺的形勢下，環保產業仍保持較高增速和一定的利潤水平，整體發展勢態良好。

五是環保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逐步提升。環保產業營業收入與GDP的比值已由2004年的0.37%增長到2017年的1.63%，對國民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從0.3%上升到2.4%。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我國環保產業也已進入由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階段，產業驅動力已經從政策、投資驅動向政策、市場、技術、資本四輪驅動轉變。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我們偉大祖國建設得更加美麗，讓人民生活在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的優美環境之中”。隨著綠色發展要求和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持續深入，未來我國環保產業發展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機遇，有望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國家層面，環保產業在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根本好轉、支撐國家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體系建設方面的物質技術支撐作用將更加凸顯。

另一方面，我國環保產業經過40年發展，從最簡單的消煙除塵、污水治理的簡易設備制造和工程建設起步，發展到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產業結構體系，能夠較好地支撐和服務當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需要。我國環保產業走過了主要環保產業技術裝備從引進消化吸收到基本實現國產化、主要領域與國際同步、部分領域領跑的華麗蛻變。目前，我國具有較強實力的環保企業不僅技術裝備和工程建設走向國際市場，而且收購并購了國外污水處理、危險廢物處理企業和監測儀器生產國際知名公司，我國環保產業初步具備了走向國際市場的能力。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的宏偉藍圖，相信中國環保產業一定能在國家發展改革的大潮中把握歷史機遇，實現高質量發展，為全球生態安全貢獻中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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